2006—2010年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
未来５年，中国该如何应对来势迅猛的老龄化趋势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中国政府正在制订老龄事业发展的“十一五”（２００６－２０１０）规划，以确定在未来的五年里中国老龄工作的重点。
不久前，负责草拟制定这一规划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袁新立，接受了《北京周报》记者的专访。
记者：中国老龄化有什么特点？
袁新立：我认为主要有三个：
第一，基数大。至２００４年底，中国６０岁以上老人有１．４亿，占全国总人口近１１％；６５岁以上的老人为９６８０万，占全国总人口的７．６％。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得多。
第二，地区发展不平衡。目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口比已经达到了１４％，西部贫困地区还不到９％。这种现象主要是由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。
第三，速度快。根据国际标准，一个国家６５岁以上老人占全国人口的７％，或６０岁以上老人占１０％，都表明该国已进入老年型国家。按此标准，中国在１９９９年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。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，一个国家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，一般需要花费５０—１００年。而中国实现这一转变最多只用了２０年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点不同的是，发达国家是“先富后老”，中国则是“未富先老”。
记者：老龄化不仅来得快，而且是在“未富先老”的情况下提前来到的。那么，中国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？
袁新立：客观地说，无论从物质准备、政策制度，还是从思想观念上看，中国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。而且，从人口发展趋势来看，中国老龄化最高峰还没到来，大约在２０３０至２０４０年之间，那时老年人口将有可能占到全国总人口的２５—２８％。这给国家政策造成很大的压力。
记者：外界传言中国养老金缺口很大，甚至有人说这个缺口未来２０年都很难填满。请问这个说法属实吗？
袁新立：确实是这样。中国目前养老金缺口达到了２万多亿元人民币。这应该是属于“历史欠账”。现在退休的老年人，大多是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前后参加工作的。由于当时比较贫穷，国家实行高积累制，年轻人的劳动付出大大高于工资回报，出现了严重的“倒挂”现象。而且，由于当时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尚未建立，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基本上是由各自单位解决。因此，当中国现在建立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（养老金的筹集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）时，国家政府必须也应该为这部分现已退休的老人“买单”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，近几年国家财政每年都会拿出５７０多亿元用于地方养老金补贴，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能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。
记者： 一直以来，中国老人大多是采用“居家养老”的模式。在老龄事业发展“十一五”规划中，对这方面有没有特别的规定？
袁新立：在这个规划中，中国特别强调，未来五年将采取“以居家养老为基础，以社会服务为依托，以机构养老为补充”的养老模式。主要原因在于，中国老人的传统观念相对较强，习惯了与子女同住的大家庭生活。
为了配合这种养老模式，在“十一五”规划中，中国把发展养老服务业纳入了社区建设规划。今后社区规划必须配套建设老年服务室、老年行动无障碍设施、针对老人的社区服务队伍或服务中心。如果达不到这些条件，社区规划将难以通过政府审批。目前这种政策规定已在全国１０个示范城市试运行。
记者：现实中，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，就是很多社会养老机构出现了供求失衡的现象：条件好的，大部分老人交不起费用；交得起费用的，大部分老人又看不上。这导致很多养老机构过于冷清，或陷入经营困境。从长远来看，这很不利于养老机构的发展。政府将怎样改变这种局面？
袁新立：中国目前共有养老机构４万多所，床位数只占到了全国老人总数的０．８％。按照国际标准，这一比例达到５—８％，才能满足实际需要。而且，现有养老机构的规模普遍偏小。例如，北京目前最大的养老机构才有５００多张床位。因此，建设更多、更好的养老机构，在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各级政府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，不仅出台了相关的免税政策，而且给予财政补贴。例如，最近一两年来，只要社会资本建设养老机构，上海市政府将给予每个床位每年５０００元人民币补贴；北京则给予每个床位每月１００元补贴。在我看来，这实际上是政府花钱购买服务岗位。但是，有一点必须强调，中国不会把老龄事业过早地推向市场。为此，我们现在一般不提老龄产业，而更多的是提老龄服务业。 在国家制度层面上，全国老龄委已联合建设部，启动了养老机构等级分类评选制度。这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做法。应该说，现在中国养老机构之所以出现良莠不齐的局面，也是与缺乏行业等级标准有较大的关系。这个标准出台后，各个养老机构将会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，如为病危老人提供“临终关怀”、面向患有疾病、行动不便老人的“护理院”等。
记者：与国外相比，中国老龄工作有什么差距？有什么优势？
袁新立：这种对比是比较鲜明的。首先，我觉得中国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与综合素质，还与国外有较大的差距。这与养老机构不重视培养有很大的关系，上岗前只作简单地培训，甚至有很多养老机构不把护理人员当成一种职业来对待，认为只要招几个手脚灵活的“打工妹”就行了。由于给的工资待遇比较低，这些护理人员的流动很快，这就更加影响到护理人员专业水平的提高。
不过，在国外访问时，有一件事情让我颇有感触。很多生活在养老机构中的外国老人亲口告诉我，他们觉得中国老人更幸福。开始我也很纳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从硬件设施和生活条件来说，中国的养老机构都很难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机构相比。可是后来我明白了，国外养老大多注重物质生活，而中国更注重精神生活。
最近几年来，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或养老机构，以老年人为对象的活动越来越多，如老年唱歌队、老年舞蹈队、老年模特队等等。只要身体状况许可，大多数老人都能找到一群“玩伴”，开展或参加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娱乐、教育活动。我认为，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前提下，对于世界上的所有老人而言，最难以忍受的应该是孤独和寂寞。
记者：您所说的幸福的老人，应该更多的是指生活在城市里的那部分。而中国大部分老人生活在农村。对于其中一些老人而言，目前更重要的还是怎样去保障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。政府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？
袁新立：解决农村人口的老化问题，是老龄事业发展“十一五”规划的重点内容。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了城市，农村留下了很多“空巢老人”，那种长期以来依靠子女养老的传统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，隐伏着很大的养老风险。因此，对于农村老人，中国未来应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：一个是养的问题；一个是诊治问题。为了达到这两个基本目标，中国已经或将要采取一系列措施，如正在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、贫困救助制度、新型农村合作诊治制度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