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统的棋类游戏之一  围棋


  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黑白世界的围棋,是我国古代人民所喜爱的娱乐活动,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棋艺。由于他将科学、艺术和竞技三者融为一体,有着发展智力,培养意志品质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和全局观点,丰富人们文化生活,陶冶性情,健康身心等有益作用,几千年来长盛不衰,并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文化体育活动。
    围棋,在我国古代称为弈,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可以说是棋之鼻祖,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。据《世本》所言,围棋为尧所造。晋张华在《博物志》中亦说:“舜以子商均愚,故作围棋以教之。”尧、舜是传说人物,造围棋之说不可信,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。春秋战国时期,围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。《左传.襄公二十五年》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,公儿前559年,卫国的国君献公被卫国大夫殖等人驱逐出国。后来,宁殖的儿子又答应把卫献公迎回来。文子批评道: “宁氏要有灾祸了,弈者“举棋不定”这类围棋中的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,说明围棋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已经人们习见的事物。
    《孟子.告子》载:“弈秋,通国之善弈者也。使弈秋海二人,其一人专心致志,唯弈秋之为听。一人虽听之,一心以为有鸿鹊将至,思援弓缴而射之。虽与之俱学,弗若之矣。”从这段记述中,我们看出弈秋是当时诸侯列国都知道的名棋手,且弈秋还以棋教学生。反映了在战国时期围棋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,有了专门教棋的教师,出现了私人授棋的现象。
    秦灭六国一统天下,有关围棋的活动鲜有记载。《西京杂记》卷三曾有西汉初年“杜陵杜夫子弈棋为天下第一人”的记述,但这类记载亦是廖如星辰,表当时围棋的发展仍比较缓慢。到东汉初年,社会上还是“博行于世而弈独绝”的状况。直至东汉中晚期,围棋活动才又渐盛行。1952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石质围棋盘,此棋局呈正方形,盘下有四足局面纵横各17道,为汉魏时躬围棋盘的形制提供了实物资料。与汉魏间几百年频繁的战争相联系,围棋之战也成为培养军人才能的重要工具。桓潭《新论》就曾这样指出:“世有国棋之战,或言是兵法之类。”东汉的马融在《围棋赋》中更将围棋视为小战场,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,“三尺之局兮,为战斗场;陈聚士卒分,两敌相当。”当时许多著名军事家,像三国时的曹操、孙策、陆逊等都是疆场和棋枰这样大小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。著名的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王聚,除了以诗赋名著于世外,同时又是一个围棋专家。据说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,对围棋之盘式、着法等了然于胸,能将观过的“局坏”之棋,重新摆出而不错一子。
  我国围棋之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变化,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。魏晋前后,是第一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。魏邯郸淳的《艺经》上说,魏晋及其以前的“棋局纵横十七道,合二百八十九道,白、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”。这与前面所介绍的河北望都发现的东汉围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。但是,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《棋经》却载明当时的围棋棋局是“三百六十一道,仿周天之度数。”表明这时已流行19道的围棋了。这与现在的棋局形制完全相同,反映出当时的围棋已初步具备现行围棋定制。但从总体上分析,这时的围棋是17道、19道局制同时流行,还没有完全定型。
  由于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,导致文人学士以尚清谈为荣,因而弈风亦更盛,下围棋被称为“手谈”。上层统治者也无不雅好弈棋,他们以棋设官,建立“棋品”制度,对有一定水平的“棋士”,授予与棋艺相当的“品格”(等级)。当时的棋艺分为九重,《南史.柳悸传》载“梁武帝好弈,使挥品定棋效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”,可见棋弃活动之普遍。现在日本围棋分为“九段”即源于此。上述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围棋技术的提高,为后来围棋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向国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。
  唐宋时期,可以视为围棋之制在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时期。由于帝王们的喜爱以及其他种种原因,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,对弈之风遍及全国。这时的围棋,已不仅在于它的军事价值,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、愉悦身心、增长智慧。弈棋与弹琴、写诗、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,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娱乐项目。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中出土的“仕女弈棋图”绢画,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围棋情形的形象描绘。
  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,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。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,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、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钳木质围棋盘,皆为纵横各19道。中国体育博物馆藏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,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圆形棋子等,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。
  唐代“棋待诏”制度的实行,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。所谓棋待诏,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。当时,供奉内廷的棋待诏,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。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,故有“国手”之称。唐代著名的棋待诏,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、唐德宗时的王叔文、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唐嘻宗时的滑能等。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,扩大了围棋的影响,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。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,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  从唐代始,昌盛的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,逐渐越出国门。首先是日本,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,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。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,而且对棋子、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。如唐宣宗大中二年(848年)来唐入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“揪玉”琢之而成的,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“玉子”做成的。除了日本,朝鲜半岛上的百济、高丽、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,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,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。《新唐书.东夷传》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,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。
  唐宋以后,围棋活动更为普及。诗词、民间传说以及戏剧等文学艺术品类中,有许多是以围棋为题材或涉及围棋的。如在元代杂剧中,就有不少剧本提到围棋,也有全剧以围棋为主线的。像李文蔚《破符坚蒋神灵应》杂剧,在描写前秦荷坚与晋交战的故事中,就保留了十九字记谱法、五盘小棋势、二十四盘大棋势和围棋十诀等棋谱,反映了当时的棋艺水平。山西洪洞县水神庙壁画中保存的元代《弈棋图》画像,更生动地表现出围棋开展的情况。
  明清两代,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。其表现之一,就是流派纷起。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间,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:一是以鲍一中(永嘉人)为冠,李冲、周源、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;一是以程汝亮(新安人)为冠,汪曙、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;一是以颜伦、李釜(北京人)为冠的京师派。这三派风格各异,布局攻守侧重不同,但皆为当时名手。在他们的带动下,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,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,并涌现出了一批“里巷小人”的棋手。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,使得围棋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。
  随着围棋活动的兴盛,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,如《适情录》、《石室仙机》、《三才图会棋谱》、《仙机武库》及《葬史》、《莽问》等30余种明版本围棋谱,都是现存的颇有价值的著述,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。
  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,也使围棋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,名手辈出,棋苑空前繁盛。清初,已有一批名手,以过柏龄、盛大有、吴瑞澄诸人为最。尤其是过柏龄所著之《四子谱》二卷,变化明代旧谱之着法,详加推阐以尽其意,成为杰作。康熙年间,弈学之盛,更是从来未有。除上述名手外,尚有黄霞、徐星友、程兰如、梁魏今等等。当时黄霞号称第一流,他在18岁时即成为国手,后人称其棋是“如天仙化人,绝无尘想”,并推他与顾炎武、黄宗羲等并列为“十四圣人”之一,奉他为“棋圣”。
  清康熙末到嘉庆初,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。其中梁魏今、程兰如、范西屏、施襄夏四人被称为“四大家”。四人中,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,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。施、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,并同于少年成名,人称”海昌二妙”。
  据说在施襄夏30岁、范西屏31岁时,二人对弈于当湖,经过10局交战,胜负相当。“当湖十局”下得惊心动魄,成为流传千古的精妙之作。施襄夏著有《弈理指归》,范西屏作有《桃花泉弈谱》。这二部著述至今仍是围棋理论的重要著作。
  范、施之后,棋坛上又出现了“十八国手”,然棋艺水平皆不如范、施。清朝末年,政治腐败,经济落后,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围棋活动亦一撅不振。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。流行了4000余年的中国围棋才始又复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