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宋时期的纸钱风俗


纸钱之起源

古代的冥币中纸钱使用最多,影响最大,但是纸钱何时产生一直是不甚明了的事。纸钱的产生时间,前人认为大致在两个时期:一是魏晋南北朝说。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·纸钱》云:“纸乃后汉蔡伦所造,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。”次之东晋说,《法苑珠林》云“纸钱起于殷长史”(宋戴埴《鼠璞》引文)。殷长史即殷仲文,东晋著名文学家,曾为刘裕镇军长史。更有南齐东昏侯以纸钱代束帛之说。“南齐废帝东昏侯好鬼神之术,剪纸为钱以代束帛”(宋叶□□《爱日斋丛钞》引《杜诗辨证》载《文宗备问》)。

另一种为唐代说,“纸钱始于开元二十六年王玙为祠祭使”(瞿宣颖《中国社会史料丛钞》,商务印书馆,1937,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,631页)。前一种说法与纸张之产生有关。纸的使用的确为冥钱提供了一种新的材料,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性。不过对于冥钱这种风俗的产物,不全是物质条件决定的。后一种说法是依据王玙事,显然理解错了原文的意义,事实证明纸钱出现的年代不晚于南北朝后期。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中,首次在新疆吐鲁番古墓发现纸钱,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中也多次发现。吐鲁番阿斯塔那521、522号墓是同时代的高昌墓葬,522号墓出土建昌二年(556)的墓志,那么521号墓的年代相近,其墓内的纸钱为现见最早的实物(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、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《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75年第7期)。麴氏高昌前期相当于南朝梁陈之间。

由此推测,所谓南齐东昏侯剪纸为钱之事是有可能的。吐鲁番唐代墓葬中纸钱更多,发现纸钱的墓葬,有贞观、永徽、龙朔、咸亨至开元等不同纪年,时间从盛唐到中唐(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《吐鲁番县阿斯塔那——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73年第10期)。在同时期的文献中经常有纸钱的记载,可以与实物相印证。诗人王梵志生活在隋唐之交,皈依佛门因称“梵志”。他的诗中常提到纸钱,如《有钱惜不吃》:“有钱惜不吃,身死由妻儿。只得纸钱送,欠少元不知。”生于隋开皇年间的唐临,在《冥报记·李山龙》中记武德年间之事,虽说是小说,却反映了初唐的纸钱风俗。

中唐时期纸钱风俗已经风靡民间,盛极一时。封演《封氏闻见记·纸钱》一节对纸钱有完整的描写:“今代送葬为凿纸钱,积钱为山,盛加雕饰,舁以引柩。按,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,事毕则埋之,后代既宝钱货,遂以钱送死。《汉书》称‘盗发孝文园瘗钱’是也。率易从简,更用纸钱。纸乃后汉蔡伦所造,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。今自王公逮于匹庶,通行之矣。凡鬼神之物,取其象似,亦犹涂车刍灵之类。古埋帛,今纸钱则皆烧之,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。”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使用纸钱的情况。

纸钱制作及使用

纸钱是与泥制的硬质明钱一样,也是用来送终入墓的。吐鲁番高昌的隋唐时期墓葬内发现的纸钱就是明证,后来宋代墓葬依然保持这种传统,纸钱纤弱不易保存,所以不容易发现罢了。纸钱是纸质的,虽然不能长期保存,却是易燃品,为烧化提供了条件。中原古来礼制并没有烧化这种做法,周边民族却是这种习惯。《魏书·皇后传·文成文明皇后冯氏》:“故事:国有大丧,三日之后,御器物一以烧之。”周边民族葬礼中焚烧的习俗可能是固有的,也可能来自其他民族。古印度有焚烧的葬礼,汉族的烧化礼葬很可能是佛教带来的。

佛教变文中反映了这种烧纸钱的情形。如《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》:“冢上纵有千般食,何曾济得腹中饥。号眺大哭终无益,徒烦烧纸作钱财。”又《无常经讲经文》:“望儿孙,剩烧纸,相共冥问出道理。”高国藩认为:“从唐代敦煌写本中发现民间烧纸钱的风俗,这在中国丧葬史上是具有首创的历史价值的。”“敦煌盛行佛教,佛教倡导火葬,故改瘗钱为烧纸钱,由此传播至全国。”(高国藩《敦煌民俗学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,1989,249页)唐王建《寒食》云:“三日无火烧纸钱,纸钱那得到黄泉。”人间的纸钱必须经过燃烧才能到达地下,烧纸钱在当时是变成纸钱的主要处理方式。敦煌居民大多是中原移民,民情与中原息息相通,纸钱的风俗很可能是从内地传过去的。

《太平广记》卷385引《河东记·辛察》:大和四年十二月,辛察忽患头痛而绝。随黄衣吏去,“谓察曰:‘君未合去,但致钱二钱缗,便当相舍。’察曰:‘某素贫,何由致此?’黄衫曰:‘纸钱也。’……于是其家果取纸钱焚之,察见纸钱烧讫,皆化为铜钱。黄衫乃次第抽拽积之”。纸钱烧化之后在冥间变成铜钱,这个变化过程是唐宋时期民间观念上认可的。烧纸钱久了,便形成了一套规矩。首先,烧化之时要注意保持钱的完整,不能破碎,而且设法使之烧透。唐谷神子《博异志,郑洁》郑于阴间司命,“每晚则备浆水及粥,纸钱三五张”。司命云:“每烧钱财,如明旦欲送钱与某神祈,即先烧三十二张纸,以求五道,其神祗到必获矣。如寻常烧香多不达。如是春秋祭祀者,即不假告报也。其烧时,辄不得就地。须以柴或草荐之,从一头以火爇,不得搅碎,其钱即不破碎,一一可达也。”

其次,人鬼之间是有通道的,烧化要循着这个通道才能输送到达。地下的黄泉与地上的河流是相通的,所以要在水边烧化。唐临《冥报记·晆仁蒨》载大业初之事,蓓曰:“鬼不欲人人屋,可于外水边。张幕设席陈酒食于上。”没有河流的地方,可选择大树下,因为大树底下有水,也可通黄泉。《太平广记》卷109引唐临《冥报记·李山龙》:武德中,李山龙因日颂《法华经》,亡而复生。有三鬼求乞。“三人曰:于水边古树下烧之。”李生后,“以纸钱束帛与酒食,自与水边烧之。忽见三人来谢。曰愧君不失信,重相赠遗”。当然也要注意时问,鬼魂只能昏夜出游,在此时烧化鬼才能取得。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续集·支诺皋下》:“元则复令具酒脯纸钱,乘昏焚于道,有风旋灰直上数丈,及聆悲泣声。”

纸钱虽然是纸张做的,却不是什么纸都行,它是有讲究的。

吐鲁番古墓的纸明器都是以使用过的公文纸制成,打开看到满是字迹。这种废物利用的纸在内地肯定不受欢迎(参阅陆锡兴《吐鲁番古墓纸明器研究》,《西域研究)2006年第3期)。纸钱不仅要用新纸,还要用好纸。唐临《冥报记·王璹》描写了白纸制钱的故事:尚书都官令吏王璹暴死,经二日而苏。自言冥间一吏曰:“君尚能待我甚善,可乞我欠一欠。”璹因愧谢曰:“依命。”吏曰:“吾不用铜钱,欲白纸钱,期十五日来取。”璹苏醒,“告家人买纸百张烧之。明日又病困,复见吏曰:‘君幸能与我钱不如。’璹辞谢,请更作,许之。又苏,至二十日璹令用钱别买白纸作钱,自于隆政坊西渠水上烧之。既而身康体健,遂复平复如故”。王璹家人先前买的恐怕不是最好的纸张,白度不够,所以影响了“钱”的成色。要重新买“白纸”。

宋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卷12:“选好纸剪钱以奉之。”好纸就是质地优良的纸张,洁白是一个标志。有的故事明言好纸就是藤纸。《太平广记》卷38471《河东记下·许琛》:王潜之使院书手许琛,暴卒至冥间,遇紫衣人。“呼琛曰:‘尔岂不即归耶?见王仆射,为我云:武相公传语仆射,深愧每惠钱物,然皆碎恶,不堪行用。今此有事,切要五万张纸钱,望求好纸烧之,烧时勿令人触,至此即完全矣。且与仆射不久相见。……潜与武相公素善,累官皆武相公所拔用,所以常以月晦岁暮焚纸钱以报之,由是以琛言可验,遂市藤纸十万张,以如其请。”唐宋藤纸是以剡溪(今浙江省嵊县内)青藤皮为原料制作的优质纸,也叫剡藤。藤纸洁白光莹,质地细腻,这个白纸可能是藤纸之类的好纸。

刻和剪是纸钱的常用的制作方法。新疆吐鲁番古墓发现的纸钱是成串叠起,大小不一,似是刻或者剪出。中国的剪刀历史悠久,前后有些变化。早期的剪刀是交股式,借助中间弯簧的弹力操纵开合,用时费力。五代、宋的剪刀发展为支轴式,功能得到了改进,利用力学原理,使用起来轻巧灵便。唐宋之间,剪刀虽有改进,也只适宜少量剪钱。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纸钱,出土装在荷包之内,纸质微黄,个别纸钱上有佛教的标志“卍”字。纸钱方孔成轴对称,它是逐个对折起来剪成(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》,《文物11990年第9期)。

纸钱数目较大的话,剪起来就费时费力了。唐牛僧孺《玄怪录·吴全素》:元和十二年,吴全素被阴吏召人冥问。二阴吏云:“我皆贫,各惠钱五十万,即无虑矣。”全素托梦于姨,姨“求纸于柜,适有二百幅,乃令遽剪焚之,火绝则千缗宛在地矣。二吏曰:‘钱数多,某固不能胜,而君之力,生人之力也。可以尽举,请负以致寄之。’”二百副纸,剪成纸钱要花些功夫,所以只能边剪边焚。

刻钱是指用刻刀刻成纸钱,因为刻刀有一定力度,可以数张、甚至更多纸叠起来一起刻成,它比剪数量方面有优势。唐牛僧孺《玄怪录·崔环》:安平崔环,元和五年夏五月,遇疾。人冥间,许阴吏钱三十,气绝七日而还阳,“令家人刻纸钱焚之”。在山东嘉祥一座元代墓葬中,尸体两侧塞满草纸和纸钱。作纸钱的毛边纸40×30厘米,分两组,每组四枚,上面切割成圆钱图案,这就是刻纸钱的实例(山东济宁地区文物局《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》,《考古》1983年第9期)。刻刀适合直线,所以元墓纸钱是半圆切割而不切断的一张纸。

陪葬的冥钱数量一直比较大,特别是方孔钱钱值低,所以动辄上千上万。《南史·僧岩传》:“吾今夕当死,壶中大钱一千,以通九泉之路。”僧岩要求不高,也需要大钱一千随行。在高昌隋唐时期的衣物疏中钱数普遍很大,例如《延昌三十六年(596)随葬衣物疏》有“杂色彩帛一千段,金银钱二万文”。马雍认为,“决非实物,可能是专供死人用的拟制品(如纸钱之类),甚至是一纸空文”(马雍《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》,《考古》1972年第4期)。

《封氏闻见记》所云“今代送葬为凿纸钱,积钱为山”,足以证明随葬纸钱之巨。如果说人葬的明钱还是象征性的话,那些解决现世问题、敬奉鬼魅的阴钱就不能马虎了,必须如数敬奉。唐宋时期冥间是人间的缩影,人间的黑暗,特别是官场的腐败,使得运动的金钱数额庞大。神鬼小说中所言之事大多涉及科举、再生等生活的头等大事,与冥吏打交道,花费都是巨额数字,前《河东记下》开口言“藤纸十万张”即是例子。再如:

唐谷神子《博异志·马奉忠》:元和四年,王忠宪为报弟仇,将被斩马奉忠剖心割肉。马奉忠鬼魂索命,“忠宪设酒馔纸钱万贯,于资圣寺前送之”。

唐李复言《续玄怪录·李岳州》:李俊欲贿赂冥吏之送进士名单者,改他名为己名。客曰:“阴钱三万贯。某感而以诚告,其钱非某敢取,将遗牍吏。”客后又曰:“来日午时送五万缗,亦可无追勘之厄。”到时焚之。

宋洪迈《夷坚丙志,黄十翁》:黄十翁久病心悸,入冥间,气数未尽,将还阳。一紫衣吏嘱曰:“可造衣服一袭,多颂经文,化钱万七千贯,具疏奏城隍司,以达我要赎馀过。”

几万纸钱逐个剪、或者叠起来刻的话都难以完成,只能借助工具完成。采用模具打制纸钱史称“凿钱”,唐代中期已有凿钱的记载。《酉阳杂俎续集,支诺皋上》:元和初,李和之常攘狗及猫食之,冥司追诉,因鬼受一醉之恩,嘱“君办钱四十万,为君假三年命也”,“和之遽归,赁衣具凿楮,如期备酹焚之,自见二鬼挈钱而去”。宋代有专业以凿钱为生者,但是不能排除唐代已经有此营生者。《夷坚支志景·诸暨陆生妻》:“诸暨县治有湖四,饶民陆生者,居县后湖塍上,以打凿纸钱为业。”以凿钱为生者远远不止这一家,不过没有记载罢了。

从巫觋走向庙堂

纸钱的灵活性,使得地上与地下的金钱交易得到实现,这种交易要通过巫觋来进行。男曰巫女曰觋,巫觋主要基础在民间,而且自古以来都是巫觋与鬼打交道。消灾、延寿、祛病、求安,必须与巫觋谋其事,烧纸钱也不例外,得召巫觋到场。巫觋主持民间的纸钱仪式,在小说中屡屡提及,聊举数例,如:唐张读《宣室志·太原王坤》:王坤与鬼婢过小吏门,“即召巫者,巫曰:‘有一人朱绂银印,立于庭前。’因祭之,坤与轻云俱就坐,食已而偕去。女巫送至门,焚纸钱于门侧。”宋洪迈《夷坚支志庚·金神七煞》:“予叔父中造牛栏于空园,术士董猷见之,曰:‘栏之一角犯九梁煞,当急解之。’呼巫焚纸钱埋桃符以谢。”

巫者受托,致纸钱与鬼吏、鬼卒等等,求再生、治病、求雨、解煞,几乎无所不能。魏晋以前治鬼、驱鬼、祛病,巫者是恳求,更多是借助天帝、泰山神威严,以黄帝使者身份对付地下幽灵。唐宋时用纸钱贿赂。以利相诱,两者比较,后者显得合乎世间情理。

纸钱是随葬的冥币,只能用于鬼,照理不能够用于神,可是巫觋一向是神鬼不分,自然而然地把纸钱用于神灵。南齐废帝东昏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,只是传说而已,纸钱何时超越出冥币的使用范围,至今还不清楚。宋高承《事物纪原·吉凶典制·寓钱》:“其祷神而用寓钱,则王玙始耳。今巫家有焚奏禳谢之事,亦自此也。”唐代中期王玙以纸钱祷神,这是明确史载:“玙专以祀事希俸,每行祠祷,或焚纸钱,祷祈福佑,近于巫觋,由是过承恩遇。”(《旧唐书·王玙传》)巫觋行为进人道教本来并无大碍,所以王玙将纸钱祷神,合乎道家情理,并不出格。

事鬼与敬神毕竟是两回事,纸钱是难以正式纳入国家祭祀制度的。不过官家依然按照俗家惯例,在丧礼和祭祀亡灵中使用,五代及宋皇室都有这种举止。《新五代史·晋出帝纪》天福八年二月:“庚午,寒食,望祭献陵于南庄,焚御衣,纸钱。”《新五代史·杂传·杨光远》:“光远曰:‘我北伐时,尝以纸钱祭天池,投之辄没。’”宋陶谷《清异录·丧葬》:“周显德六年,世宗庆陵钻土,发引之日,百司设祭于道,翰林院楮泉,大若盏口,予令雕印文字,文之黄曰泉台上宝,白曰冥游亚宝。”

宋朝皇帝丧事例用纸钱,并且将纸钱纳入勋戚大臣的丧礼。《宋史·礼志二七》按《会要》:勋戚大臣薨卒,多命诏葬,“凡凶仪皆有买道、方相、引魂车、香、盖、纸钱、鹅毛、影舆、锦绣虚车、大舆、铭旌、仪棺、行幕,各一”。

在元代刊本(建安虞氏刊《全相平话五种》,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5年影印本,342页)中,西汉吕后“至河边排列香案羊酒贡献河神”,在香案中间就有成串的纸钱,这反映在宋元时代官方把纸钱用于祭祀的情况。

纸钱以贱值之纸作礼敬鬼神之物,本乡野巫觋苟且之事,朝廷袭用俚俗的礼节有点不伦不类。在中唐王玙充祠祭使用纸钱起,就引起一些官员不满。当时就有昭应县令梁镇上表反对:“陛下亦何必废先王之典,崇俗巫之说,走南亩之客,杀东邻之牛,而后冀非妄之福。”后晋刘昫等史臣曰:“玙假于鬼神,乃至将相,既处代天之位,爰滋乱政之源。国祯妖人疑众,妄恢其祀典。”(《旧唐书·王玙传》)从巫推导到乱政,似乎过于严重,以妖孽视之亦过于认真。纸钱的焚化与佛教的仪式有一定的关系,无论从宗教还是风俗,都与传统礼仪是相悖的。

《新五代史·晋家人传论》:“五代,干戈贼乱之世也,礼乐崩坏,三纲五常之道绝,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,而尽于是矣。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,天子而为闾阎鄙俚之中者矣。”使用纸钱天子与鄙俚相等,先王制度扫地,宋代官员虽然极力反对,官家宁可从俗,也不想先人银钱短缺。宋袁襞《枫窗小牍》卷下:“思陵神舆就祖道祭,陈设穷极工巧,百官奠哭,纸钱差小,官家不喜。谏官以为俗用纸钱,乃释氏使人以过度其亲者,恐非圣主所宜以奉宾天也。今上掷于地曰,邵尧夫何如人,而祭先亦用纸钱,岂生人处世,如汝能日不用一钱否乎?”帝王家以世间情理理解冥间,有点宁可信其有、不可信其无的味道。

这只能说明,纸钱之于社会,已经深入人心,虽贵为天子难以摆脱这种情怀。实际上宋代士人对纸钱一直存在两种观点,或废或用各执一辞。纸钱就在这种争议之中存在,成为最有特色的民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