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学良养生语录


树是个好东西呀,它对这个肺对皮肤是确实有太大好处了。没有树木陪伴,我可能会早早地枯萎。我们张家承袭下来的养生之宝还有米汤,我就相信这个米汤的功用。   
以宗教力量化解抑郁   
● 张学良很多时候都是处在卧床静养状态,也就是“呼吸气功”,保持了思维的活跃和大脑的灵敏,这对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。   
● 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承认,宗教信念能带来身体机能的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变化,而这种有益的催化作用又是西医原理难以解释的。   
世纪传奇老人张学良,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奇幻又非凡。不到而立之年,因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而不得已接替父亲职位,执掌东北军政大权,统治3000万人民,成为“全世界最年轻的独裁者”(埃德加·斯诺语);后又归顺中央,成为民国“海陆空军副总司令”,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,深得蒋的信赖;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又成为万夫所指的“民族罪人”,实际上是“不抵抗”政策的替罪羊;他游历世界各国,见过希特勒、墨索里尼,一度崇尚“国家主义”——简言之就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;后又因对蒋介石的内战方针不满,开始接近共产党人,同红军合作,思想上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,成为一名爱国将领;1936年年底,发动了著名的“西安事变”,这次事变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,其重大意义历史学家已有公论;然而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却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,国民党从大陆溃败后,又险些被蒋介石泄愤处死……这样的人生,这样的沧桑变化,不但没有使张学良“看破红尘”,厌世遁出,反而让他提前进入“散淡”境界,把囚禁生活当做修身养性的人生大课堂。在被软禁期间,张学良把自己的生活设计得十分充实:研究明史,钻研《圣经》,养鸡养鸭,徜徉林泉;在贵州时,还帮当地贫苦乡民操办婚事;在湘西,同流亡的东北大学生们共同联欢……等等。   
从张学良身上体现出适时而变的禀赋来看,根本看不出这位将军曾经是一位著名的享乐主义者。   
张学良年轻时曾经吸过毒,靠着坚强的毅力戒掉了毒瘾。   
张学良也曾经历过歌舞升平的富贵温柔生活,不论在天津、北平,“少帅”的风流韵事也曾是报章追逐报道的“花边”。   
从这一点看,他的一生也是繁复多变的,“烈火烹油、鲜花鼎盛”的繁华场面也经历过,“铁窗孤月,寂寞流水”的晦暗境遇也饱尝过。然而张学良能从人生变化无常中超脱出来,并且能超越忧郁,使人生境界臻于完美,终于迎来祥和、平静、充实的晚年。   
综观张学良的大半生,他以自己的顺时应变的精神书写了一部奇特的养生经历,并修成善果,可谓“囚禁中修炼成的全福老人”。   
张学良享年101岁,他的长寿之谜也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话题,有人称之为“张学良现象”,也就是逆境人生中却能实现长寿的现象,这在世界政治人物中也是罕见的。   
有一次,张学良被问到养生之道时,回答说:“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养生之道,只是会吃能睡。平时都从晚上10时一直睡到转天上午11时,中午再睡2个钟头。再加上不愁吃,不愁穿,心情保持开怀。”   
话虽听上去极端,却也道出了这位36岁起就开始过囚禁生活的少帅之所以能颐养天年的某些真相。按照张学良所说的睡眠时间来计算,他每天睡眠的时间竟达15个小时,这样的睡眠时间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偏长的。睡眠偏长或偏短对身体都是不利的。但据卫士回忆,张学良很多时候都是处在卧床静养状态,也就是做“呼吸气功”。在卧床同时回忆平生经历,在静思中重新体味过去的戎马生涯和酸甜苦辣,保持了思维的活跃和大脑的灵敏,这对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。在晚年时,他口述历史,情节次序有条不紊,细节也鲜明生动,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学良囚禁时的大脑体操。   
蒋介石囚禁张学良,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,扼杀了少帅的满腔抱负,张学良不得不被迫过起了赋闲的生活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,张学良将军被禁,也免去了鞍马劳顿的军旅生活,更无法思虑政治上的得失,反而成就了他提前“退休”养生的条件。为了防止和外界接触,蒋介石一直把张学良软禁在山里,从奉化雪窦寺到贵州的青山绿水,都是一些风景幽美之处。客观上张学良有了清净的生活环境,而清净是养生的首要条件。   
一旦越过了心理上的槛,眼前的就是悠闲的生活。张学良对此抱着“既来之,则安之”的生活态度,从养生的角度来讲,未尝不值得庆幸。所以晚年张学良说他“不愁吃,不愁穿”,虽然言语中滋味很苦涩,虽然他本意上不愿意以这样的生活换取长寿,但这种生活对养生是大有益处的。   
张学良的静修养生法,是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不自愿而为之的。   
讨论张学良的养生之道,不能不探讨宗教带给他精神的寄托和力量。54年没有自由的生活,对任何人都是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,何况张学良年轻时是那样一位热血沸腾、胸怀大志的将门虎子。   
他的生活表面上看上去一派悠闲散淡,内心却非常孤寂。一段时间里他精神忧郁,心境凄凉,过早地脱发秃顶,眼花耳聋;在心理上、精神上也有了些变化。在宋美龄的开导劝说下,他皈依了基督,希望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。他不光熟读《新约》、《旧约》,也对宗教的精义进行研究,还是美国一家研究圣事的学院的函授生。到了星期日,他就下山到士林的一家小教堂去做礼拜。   
张学良原本是不信教的,年轻时虽然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,但时间不长,而且那时的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开展一些社会活动,并不是个纯粹的宗教团体;加之后来戎马生涯,四处奔波,对此早已兴味索然。被囚禁后由于苦闷孤寂,觉得像“安贫乐道”“心正手洁”之类的教义,使他那备受摧残的心灵可以得到某种慰藉,似乎精神上也有了一种寄托,所以他信教了。   
宗教,与其他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,它有着不寻常的诱惑力。一个人一旦投身其间,耳濡目染,就会变,甚至往往会像着了魔、入了迷似的,对它执著追求,笃信不已。至于它所宣扬的东西,究竟是真是假,对或不对,科学不科学,是不是合乎实际,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。然而,现代医学也日益重视宗教信仰与生命健康的关系。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承认,宗教信念能带来身体机能的、奇妙的、不可思议的变化,而这种有益的催化作用又是西医原理难以解释的。精神救助法,往往使一些绝症患者化险为夷(至少病情能大为减轻),北京诊所某著名心血管大夫就劝过他的一个病人研究《佛经》,就是希望病人找到寄托、释缓精神压力。   
张学良笃信宗教,有复杂的原因,这里不多评论。但他以基督教义中的爱人与己自勉,却是值得借鉴的。他在九旬寿筵上骄傲地说:“除了老了,我没有崩溃!”说明了他信仰宗教最终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力量。   
对于宗教信仰,大夫的观点是应从宗教中汲取积极因素,用于养生,才是目的。   
众所周知,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,被蒋介石非法囚禁,一关就关了54年,风华正茂的36岁青年人被关成了九旬老翁。张学良是个有极高抱负的人,他26岁时就在给二弟张学铭的信中说:“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,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。”由年轻有为、叱咤风云的少帅,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,失去了一切,这种人生给予的残酷打击,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住的。张学良却能在半个多世纪非常人能忍受的幽禁生活中,获得长寿,实属奇迹。过完百岁大寿,张学良仍然精神矍铄,他的私人大夫说他的心脏、肾脏、肝脏、血压,都很正常。牙齿也很好,吃自助餐仍能自己端盘子取食物。 被囚禁的一开始,张学良也接受不了现实,“终日绕室长叹”,大发脾气,内心非常忧郁。有着杀父之仇、失地之恨的堂堂爱国将领,看着日本军队横行中国大地,竟然整天枯坐赋闲,幽居深山,他哪能不满腔怨恨、愁苦不堪呢?   
忧郁,也就是中医说的郁症,是无人能幸免的,也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。早在几千年前,养生学家就已经开始研究郁症。《内经·素问·遗篇》中就提出了“五郁”论:“木郁达之,火郁发之,土郁夺之,金郁泄之,水郁折之。”说的是郁症范围极广,是致病的心腹大患。   
在《素问·疏五过论》中,说明了郁症发病的原因和症状:“尝贵后贱,虽不中邪,病从内生,名曰脱营;尝富后贫,名曰失精;五气留连,病有所并。医工诊之,不在脏腑,不变躯形,诊之而疑,不知病名,身体日减,气虚无精,病深无气,洒洒然时惊。病深者,以其外耗于卫,内夺于荣。”这提出了一个观点,贫富、贵贱、苦乐等人生变化,使人处于心理需求不能被满足的逆境状态,如政治迫害、怀才不遇、家庭纠纷、经济困难等,于是造成精神压抑,感到苦海无边。郁症几乎是任何一种身心疾病的致病原因之一。   
人生变化带来的精神压抑,如果时间较短,就是一般性问题;但如果持续时间在3年以上,例如长期政治迫害(张学良的经历就十分典型)、怀才不遇、民族歧视、战争恐怖、颠沛流离、中年丧偶丧子等,就是对健康具有严重杀伤力的严重威胁。它有着强烈的精神压抑作用,能加速人体衰老,甚至导致当事人不幸夭亡。   
清朝名医叶天士指出,《疏五过论》中提到的“尝富后贫,故贵脱势”是人生之大忌,如果因此发生精神创伤,是很难恢复常态的。换一种方式说,人容易接受先贫后富,先苦后乐,由逆境转为人生顺畅,是无碍于健康的;在一帆风顺中出现暂时性的挫折和意外,也不会对寿禄产生太大影响,然而哪怕心胸最豁达、意志最坚强的人,都难以从“富贵温柔”中猛然转向不可逆转的穷愁困苦的命运,因此而郁闷,这种情况下发生的“心疾”是最难治疗的郁症。这恰恰就是张学良面临的问题,张学良在囚禁生活的一开始,也是极其不能适应的,几度陷入绝望,并大病了几场